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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孟君：国家文化公园的“国家性”建构
作者|文孟君
自2019年国家出台《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来，“国家文化公园”业已成为文旅规划的一个热点话题。其中，如何在“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建设中建构“国家性”，成为“国家文化公园”区别于普通文化旅游公园及其类似文旅景观的必要条件。在管理体制机制方面，“方案”已经明确要“完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体制机制。构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分级管理、分段负责的工作格局。强化顶层设计、跨区域统筹协调，健全工作协同与信息共享机制，在政策、资金等方面为地方创造条件”。诸如国家对于规划编制的管理和监督，中央财政的支持，国家的“垂直管理”与地方管理相结合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国家在场”。上述管理体制机制之外，“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还需要在价值观和文化内涵等方面重视“国家性”的建构。也只有如此，才更能凸显国家文化公园的“国家象征”，传播其“国家品味”和“国家意味”，最终实现“国家认同”。
首先是“国家性”场景的营造。
由特里·克拉克（TerryClark）、丹尼尔·西尔（DanielSilver）为首的新芝加哥学派创立的“场景理论”，认为舒适物设施、活动和人群的组合，构成一地的“场景”，也就是一个地方（社区）的整体文化风格或美学特征。也就是说，一地的文化风格（美学特征），譬如“国家性”，取决于什么样的舒适物设施、活动和人群的组合。依此理论，作为“国家”文化意义的体现，可以通过诸如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的“古迹”、国家性的组织机构、“国家文化”标识、国家性的论坛会议和节庆活动、国花国鸟、国家标识色彩（如“中国红”）等的组合，来体现国家文化公园的“国家性”场景。这些“国家性”文化元素的体现，是使国家公园与非国家公园，以及其他景观得以区别的鲜明表征。
其次，“公共物品”扩大供给和“志愿组织”的跨界发达。
“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哥伦比亚大学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Wimmer）教授在其《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中认为，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和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是国家建构的两面。国家建构至关重要的是建立公民与国家间的跨越族群分界线的政治联系，将各族群整合进一种包容性的权力安排之中。基于社会交换网络的视角，威默认为国家与公民间的交换关系有三个方面：如何组织；交换资源；沟通协商。因此，发达的志愿性组织，较强的提供公共物品的国家能力，以及较低的语言沟通障碍这三个条件，有助于政治联盟网络实现跨越族群界限的扩展，支持国家认同的构建。
作为国家文化公园，“公共物品”的扩大供给，体现在国家公园的“全民公益性”。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种公共文化产品，实现保护传承、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为公众提供游憩、观赏和教育的场所，让全体公民（尤其是相关社区及其居民）享受国家公园的福利，使民众感受自然人文之美，接受自然、生态、历史、文化教育，培养国民爱国情怀，提升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
这种“公益性”，也体现在“全民参与”度。公众既是国家公园的主要受益者，更是积极参与者。调动公众参与国家公园保护传承的积极性，在自然人文的感召下主动参与建设管理，拥有建设管理的知情权、监督权。这种“全民参与”将会提高国家文化公园的管理质量和效率。
因此，相关国家文化公园的发达的“志愿组织”，将是“国家性”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志愿组织”群体，来自五湖四海，族群、性别、年龄多元，心性志趣、职业背景各异，文化层次高低不同，但因应“国家文化公园”这一话题而结成各类“志愿组织”，跨越族群等界线，以各自视角、理念、体验来参与探讨和实践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这样的“志愿组织”发展情况，充分体现了社会公众的参与热情和对国家文化公园的关注度，自然，也就体现了国家文化公园的独特魅力和引领地位。
第三，文化内涵的共享。
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种公共文化载体，承载着国家代表性的中华文化内涵，是国家的象征，体现了中华民族梦想创造、团结奋斗的精神。这些优秀文化精神理应走向民众，与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深度融合，为民共享，成为民众集体认同的国家文化记忆。
这就需要国家文化公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轨，与时代精神相融合，创新文化场景，完善展示体系，凸显整体标识，强化传播效果，实施标志工程等，使民众于日常生活中接触“国家品味”的文化形象，体验“国家在场”感，从而感悟“国家意味”。
第四，可见的日常生活。
法国社会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国家起源”（genesis of the state）理论，将“国家”这一概念延伸到了现代的日常生活空间中，用“国家起源”来表述国家通过一系列活动来建构自己的行为。国家通过具有表征性的活动来建构自己，这些表征性活动是国家空间扩张的一种表现形式。国家是一个具有隐形性的不可见的实体。国家虽然不可见，但是国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来表征自己。这些表征活动将使国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民的意识中。（王艳雪、包智明，《国家建构视角下的村落景观变迁与生产》，《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3期）
英国社会历史学者帕特里克·乔伊斯（Patrick Joyce）、钱德拉·穆克吉（Chandra Mukerji）从物质过程与实践的角度，也提出基础设施等物质多地点的连接、重组而构成国家，并使得国民产生国家系统的观念。也就是说，国家不仅是“想象的共同体”，更是可见的日常生活，是分布各地的政府大楼、公路、运河、城市设施、公共空间等的网络连接。（《The state of things: state history and theory reconfigured》，《Theory andSociety》46，1–19（2017））
因此，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与相关区域内外的公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那些事关公众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等物质，构成民众的日常生活图景，而这些图景又成为“想象共同体”国家的表征，形成国家形象，最终建构起国家“认同”。
总之，在国家文化公园这一伟大景观生产中，“国家性”的建构，既有宏大景观的营造，又有日常生活的保障；既要国家努力供给“公共物品”，又要公众“全民参与”的“志愿组织”，由景观建构意义，由意义重塑景观，这样的文化公园才符合公众的国家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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