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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文化遗产向国家文化公园成功转型的路径探索 ——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为例(上)
线性文化遗产向国家文化公园成功转型的路径探索 ——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为例(上)线性文化遗产是近年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提出的新理念。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京杭大运河、丝绸之路、茶马古道、青藏铁路等丰富的线性文化遗产资源。在当前城市化加速发展和大规模城乡建设过程中,线性文化遗产尤其是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着日益沉重的压力,已经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一项重大课题。 本文共分上、中、下三篇,连载为您详细报道。 作者|郭丽琴 孙菊英2019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首批建设的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均具有跨区域的线性文化遗产特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新时期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有效手段,推动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国家文化公园”属于国内首创,在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理论研究、实践经验等方面都没有成熟的经验,在国际上也没有先例可循,是我国文化建设和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创新。本文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为例,制定了“1234566”的战略体系,研究国家文化公园在具体规划建设中应该要明确的要点方向,下面和小编一起了解一下吧!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3个部分,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会通河、中(运)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浙东运河、永济渠(卫河)、通济渠(汴河)10个河段。涉及北京、天津、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8个省市。《方案》规定建设工作在2023年年底完成,时间紧、任务重。01  把握1条主线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重要批示精神,落实“后申遗时代”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谱写新时代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新篇章。02  抓住2个立足点 推动对外交往与文明对话。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大运河拥有多项世界运河之最,有着广泛的知名度和认可度,自古便是丝绸之路的东延起点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纽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向世界宣传大运河文化,展示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的亮丽名片。落实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大运河是新时代中华文化重要标识,是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抓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要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打造开放运河、绿色运河、创新运河;融通“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四大战略,全方位构建区域经济发展的“横+纵”新格局;体现生态文明建设,探索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相协调的绿色发展路径;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影响力,突出“千年运河”整体辨识度。 03  明确3大价值 大运河是凝结国家治理与中国智慧的伟大工程。在国家治理层面,大运河是国家一统的文脉象征、中国漕运盐运的经济命脉、古代帝王南巡视察的必经之路,也是科举制度时期,士子赶考及第的交通要道;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信息传递的主要通道,孕育了中国邮驿文化。在水利治理方面,通过堤、闸、坝等水工设施的建设,有效解决了防洪排涝、整治水患的技术难题,体现了古代中国依托大运河应对自然灾害的治理智慧。大运河是促进南北沟通与民族融合的重要纽带。作为千年水道,大运河横跨中国五大水系、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华北平原与江南水乡上。大运河的开凿和贯通加深了南北地域的联系,特别是促进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融合。在中国差异多元的文化地理格局中,南北和东西文化在大运河的流波中聚汇融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既加强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同时也推动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互通,增强了民族的团结凝聚力。大运河是造就经济繁荣与文化璀璨的国家命脉。大运河不仅是沿线城市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撑,更是孕育多元璀璨文化的融合渠道。从地理位置来看,大运河连接政治中心(北京)和经济中心(江南),途经8省35市。大运河的开凿虽然最初目的只是交通之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在隋唐京杭大运河被大大扩展,隋唐大运河从南方抵达洛阳,元定都北京后,大运河的北端终点从洛阳改为北京,这大大推动了沿线城市经济繁荣发展,并形成璀璨的文化,最著名的便是运河沿线四大都市:淮安、扬州、苏州和杭州。 “免责声明:图片及部分资料来自互联网,如有侵犯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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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文化遗产向国家文化公园成功转型的路径探索 ——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为例(中)
线性文化遗产向国家文化公园成功转型的路径探索 —— 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为例(中)04  挖掘4大特征一是工程性。大运河工程庞大,遗产类型包括河道、闸、堤、坝、桥、水城门、纤道、码头、险工等运河工程,以及仓窖、衙署、驿站、行宫、会馆、钞关等大运河的配套设施和管理设施,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科技和工程领域的杰出智慧。二是线廊性。大运河绵延约4000余公里,遗产种类众多,地域情况复杂,是一个涵盖文化、经济、生态等多要素的巨型线状系统。三是活态性。大运河是流淌的、活态的,不是静态的文化遗产;大运河开凿至今已有2500余年,虽历经改道、断航,但其航运、灌溉、防洪等功能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不断被注入新的内涵。四是融合性。将中原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江南文化、甚至东南文化、岭南文化、黄河文化、西部文化等几乎全部错综融汇于中国传统文明的悠久时空里”,绘就了绚烂缤纷的千年中华文明图卷。05  盘点5类运河资源大运河为典型的具有景观生态、遗产保护和休闲游憩等多重功能的旅游空间性资源。涉及多个省份、广阔地域,认知旅游资源,明确资源现状,是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基石。第一类:所有保存并反映和大运河相关的社会、工程信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人文旅游资源。如运河河段、沿河桥梁、闸门、码头等工程建筑;沿河特色历史性建筑;历史保护街区及工业遗产遗址;文物单体等。第二类:位于规划范围内或临近地段,能对运河旅游策划和项目设计产生较大影响的旅游资源。如博物馆和展览馆;区域内高等级旅游景区景点;重要旅游集散中心;其他如区域内部的 RBD、CBD。第三类:无形的人文旅游资源,主要包括民风民俗和节事活动以及传统制作技艺。如以运河为主题或者活动场所的民风民俗和节事活动;古运河道沿线沿岸所存在的民风民俗、节事活动和传统制作技艺。第四类:旅游商品以及重要历史人物,如与运河相关的旅游产品或规划范围内重要旅游商品;运河相关重要历史人物或规划区域内重要的历史人物。第五类:有开发潜力、目前已废弃或消失的运河历史社会文化设施和历史景观。如目前被废弃,难以找到历史遗迹或者无法准确定位的,但是有潜力重新通 过旅游开发再现的运河社会文化设施;潜在可恢复的运河历史景观。“免责声明:图片及部分资料来自互联网,如有侵犯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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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文化遗产向国家文化公园成功转型的路径探索 —— ​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为例(下)
线性文化遗产向国家文化公园成功转型的路径探索 ——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为例(下)6  处理好6大关系整体性展示与特色性体现的关系。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是国家文化形象标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理应体现国家水准、展示国家形象,这就需要从总体规划上体现这一国家文化形象的整体性;同时,由于大运河涵盖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等六大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因此,还要充分挖掘和展示6种不同大运河地域文化的特色,做到特色性与整体性的统一。物质性展示与精神性传播的关系。大运河文化既包含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包含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既要依托现有世界遗产点段和各类文物,进行展示性空间设计与建设,体现这些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性、旅游性价值,也要以适当展陈和演绎形式,表现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价值和利用价值,两者缺一不可。项目建设与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建设,对世界文化遗产点段,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认真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确保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防止对世界文化遗产进行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社会效益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规划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其主要目的是向世人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兼容并蓄,提高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影响力,坚定国人文化自信。所以,实现其社会效益应摆在突出位置,不仅要高水平建设好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还要高水平利用好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有效传承和传播大运河文化,即在不影响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下,适度发展运河文化旅游产业和相关生态产业。规划评审与事后监督之间的关系。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涉及沿河8省市,面广量大,为确保此项工作顺利有序开展,有必要加强顶层设计,设立国家层面与地方的组织协调机构,尽快制定《大运河保护条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管理办法》,组建国家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专家委员会,对各地上报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建设项目进行归口评审。另外,要充分发挥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监督作用,明确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确保其严格按照评审通过后的规划文本组织建设和运营管理。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之间的关系。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沿运河省市各级党委、政府理应承担主导职责,认真组织学习《建设方案》,结合《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对涉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各类规划和建设方案进行一次全面的修改完善,形成具体的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在此基础上抓紧组织实施。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更是重大文化惠民工程,在规划建设和管理利用中需要汇聚民智、发动民力,要鼓励各类社会力量在政府主导、引导下参与其中,形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管理的各方合力。7  做好6大重点工作梳理好大运河庞杂而分散的文化资源,弄清文化“家底”。由国家文化部门牵头,联合相关部委和沿线城市,围绕大运河文化资源、生态环境等内容,通过遥感技术、无人机、实地调研、文献收集等方式,进行彻底调查,建立起大运河数据库和三维数字图景。科技赋能,实施“大运河文化资源普查与数字化工程”,建立权威、统一、动态的大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打造集管理、研究、展示、监测等功能为一体的大运河数字公共服务平台。保护好大运河的生态环境与文化遗产原真性。我国已出台了《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山东省大运河遗产山东段保护管理办法》、《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但就整体而言,当前的管理办法行政层级较低,法律约束力不够。应参考《长城保护条例》等条文,尽快制定《大运河保护条例》,用法律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发展保驾护航。打造 “大运河超级IP”。以大运河文化为内核,启动“大运河文化+”计划,创新发展模式,探索以大文化IP为纽带,与特色小镇、动漫影视、旅游产品等的有机融合,传承好文化基因,打造一个集景观性、文化性和经济性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融合示范项目。加强功能分区建设,完善基础设施。按照《方案》要求,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加快建设大运河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4类主体功能区,实施保护传承、研究挖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5个基础工程,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落到实处。聚焦重点,梯度推进,点面发展。大运河沿线各城市发展水平梯度较大,不能平均用力,应在支持上有所侧重。先在大运河沿线上选择几大节点性城市,支持一批创意性强、震撼力大的优质项目,重点引入或培育几家战略性文化企业,发挥其先锋示范与引擎带动作用,打造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增长极和排头兵,然后“以点带面”,拉动区域整体崛起。统筹好沿线城市的资源与力量。创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合作组织、合作机制、合作政策等内容,组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发展联盟”,加快建立大运河联席会议制度、信息沟通制度、评估考核制度,成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发展基金”,发起“大运河国际高峰论坛”,联合打造“大运河文化庙会”、大运河主题演出或影视作品等。同时,组织招募“大运河建设志愿者”,推动形成运河文化命运与利益共同体,打造区域协同发展的典范样板。“免责声明:图片及部分资料来自互联网,如有侵犯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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