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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理论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


01
  20世纪80年代末,当大批制造业从城市中心撤离,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创意、休闲娱乐、高新技术和金融服务等新兴产业,城市形态开始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这被认为是后工业社会城市转型的来临,作为因应,以消费为导向,以生活娱乐设施为载体,以文化实践为表现形式,推动经济增长,重塑后工业城市更新与发展路径的“场景理论”(The Theory of Scenes)应运而生。
 “场景理论”之“场景”,源自英文scene,其英语语义为“场面”、“情景”、“事件”等。在“场景理论”中具体指一个地方(社区)的整体文化风格或美学特征。
 “场景理论”认为,“世界各地的城市和社区正在迅速变化。这些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消费的巨大转变。越来越多的城市中心是由它们所提供的消费机会的数量和范围来定义的。以前不怎么显眼的地方,现在已被各种各样的舒适物(Amenities)设施与活动所占据,比如,餐馆、酒吧、咖啡馆、画廊、书店、文身店、公园、学校、博物馆、俱乐部、沙龙,等等。” 
 “这些舒适物并不是孤立的原子化存在,它们以组合的形式,共同创造独特场景,这些场景赋予了城市生活以意义、体验和情感共鸣。当一个社区变成一个场景时,它可以成为培养各类精神的地方,比如,自我表达、本土真实性、迷人、传统、越轨、睦邻或合作等。这些或其中的任一种精神,都单独或混合地取决于居住地的舒适物设施、活动和人群的组合。场景理论就是来诠释如何和为什么的。”(丹尼尔·西尔,特里·克拉克《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中文版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这里,“舒适物”( Amenities)一词源于经济学,它与“消费”有关,通常是指使用或享受相关商品和服务时所带来的愉悦。这与増加市场价值的生产性“资本”概念形成鲜明对照。在这个词的使用中,歌剧、公园、钓鱼湖和舞蹈俱乐部都属于舒适物范畴。最为典型的是经济学家对诸如清洁空气、温暖天气等自然舒适物对租金的影响的分析。舒适物以及与其相关的商业、组织与服务等不但能够提供愉悦,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p42)
  “场景理论”中的“场景”,作为一个地方(社区)的整体文化风格或美学特征。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识别:
(1)物理结构,比如根植于具体的、可识别的、聚集人的场所里的舞蹈俱乐部或购物商场等;
(2)人群,这些人群是按照种族、阶层、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年龄等维度来描述的,这些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即一个场景不仅由那里的事物来定义,而且还有那里都有谁来定义;
(3)特色活动,如备受青年科技工作者喜欢的本地朋克音乐会;
(4)象征性的意义和价值观,这些定义了某个地方能够提供怎样的体验的重要性;尤其是我们强调诸如合法性之类的含义,比如合法性,正确或错误的生活方式;戏剧性,吸引人观看和被看的方式;真实性,一种真实或原真的身份认同;
(5)场景具有公共性,对于路人和爱好者来说是可获得的。(《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p455)
  “场景”所蕴含的价值观可以有三种意义类型,或者三个主维度:真实性、戏剧性、合法性。
“真实性”维度
  “场景”是在讲述原真和本原,是回答“我是谁”(Who)的问题。细分为本土性(Locality),族群(Ethnicity),国家(State),企业(Corporateness)(合作意识),理性主义(Rationality)等5个子维度。
“戏剧性”维度
  “场景”是在展示形象,表现自我,是回答“我怎样”(How)的问题。细分为迷人(Glamour)(时尚),睦邻(Neighborliness),越规(Transgression),正式(礼节)(Formality),爱炫(Exhibitionism)等5个子维度。
“合法性”维度
  “场景”是在评判以及给出合理依据,是回答“我为何”(Why)的问题。细分为传统主义(Tradition),领袖魅力(Charisma),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自我表达(Self-expression)等5个子维度。
  简而言之,后工业城市“场景”,是由城市舒适物设施、活动和人群的组合而构成,不同的组合,蕴含和表达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美学意趣,赋予场景不同多样的意义、体验和情感共鸣,同时,又形塑着场景中人的独特认知与行为。

02
  作为关注、分析和重塑当代城市文化内涵、美学意味的“场景理论”,对于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同样会带来一定的启示。本文藉此理论,观照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场景”营造,以期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些许建议。
  自2019年国家出台《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保护传承、研究发掘以及文旅融合等工程,成为时下的热点话题。涵盖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3个部分,涉及北京、天津、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8个省市的运河沿线省市,纷纷开始出台和颁布各自的规划编制和实施方案。如何实现“方案”中所言的“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成为建设规划者的关注重点。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集中呈现的“大运河文化”,既是历时的,从春秋时期开凿邗沟至今,历经2000余年,不同历史年代留存下不同的年代印记;又是共时的,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地跨南北,流经8个省市,沿线35座城市,北至北京、南抵杭州,东达宁波、西到洛阳,构成一个个多彩繁复的文化空间。
  这些文化空间积淀了丰富多元的文化价值,赋予了运河某一地段,乃至整体上下的大运河特质,形成个性独具的“大运河文化”。
  中国大运河,作为中国古代贯通南北的唯一交通大动脉,在发挥漕运主要功能的同时,伴随着物资与人员的运输而起的是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独具特色的“大运河文化”,汇聚了运河沿线的京津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淮扬文化、吴越文化等六大中华地域文化,展示出漕运文化、水利文化、船舶文化、商贸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肩负起融通南北、稳定政权、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国家和人民诉求,承载着天人合一、勤劳智慧,兼收并蓄、包容开放,传承不息、创新发展的文化价值观。
  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历史发展、社会进步,随着农业乡村的衰落、现代城市的兴起,更由于运河整体功能的弱化,大运河的空间结构业已残缺凋零,历史情境不复存在,“大运河文化”日渐被遮蔽、湮没,甚至去除,已经无法被认知、体验和感悟。
  因此,如何涤除历史或现实的重重尘埃重新感知“大运河文化”,恢复运河文明的原初鲜活的记忆,型塑大运河当代“场景”中人们的认知和行为,进而重塑大运河沿线城市的更新与发展。就成为当前值得关注的话题了。
  换言之,溯源还原或再造大运河历史文化“场景”,唤醒运河文明鲜活感觉,重新体验大运河文化特质,领悟大运河文化精神内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所以,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表现和传播“大运河文化”,其实是可以通过营造一个又一个“场景”来实现的。同时,一个个蕴藉了“大运河文化”的文化“场景”,才能很好地体现“大运河文化”。 
  因此,参考“场景理论”中表现文化价值的“场景维度”(“真实性”,“戏剧性”,“合法性”),分析甄选,看看其中哪些文化元素,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场景营造中需要重点体现的。

01、“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真实性”维度

  就“真实性”这一维度,“场景”是在讲述原真和本原,是回答“我是谁”(Who)的问题。它细分为本土性,族群,国家,企业(合作意识),理性主义等5个子维度。
  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其“真实性”维度要求“场景”需要重点体现“国家”,“本土性”,“族群”等文化元素。
  如前所述,中国大运河是中国文明史上的杰作和奇迹,其文化内涵汇聚六大中华地域文化,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价值观,肩负起国家人民的诉求,毫无疑问,“大运河文化”具有鲜明的“国家”、“种群”和“本土性”文化特质。
  具体到“国家”元素(维度),可以通过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的“古迹”,国家性的组织机构,“国家文化”标识,国家性的节庆活动等,来体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国家性”场景。“国家性”文化元素的体现,是国家公园与非国家公园、大运河文化带得以区别的鲜明表征。要把当前相关文旅区域和资源赋予“国家性”元素,凸显“国家在场”感,传播“国家意味”,塑造“国家品味”文化形象。只有如此,才能完成“大运河文化公园”的国家性建构。
  至于“本土性”元素,“场景理论”认为可以藉由以下“舒适物”来体现:包早餐的旅馆,古迹,可钓鱼的湖泊和池塘,码头,旧书和新书交易场所,古董经销商,风景区,自然公园和其他类似机构,体育比赛,球队和俱乐部,小啤酒厂,果蔬市场,肉菜市场。(丹尼尔·西尔 特里·克拉克《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p111) 
  这些“舒适物”,往往体现了“本土性”文化元素。自然,其中所列内容有着西方城市文化的特点,如遍布西方城市各地的售卖当地啤酒的“小啤酒厂”,成为当地生活的一个重要角色。其实同理,在中国,遍布各地的售卖地方酿酒的小酒坊及其故事传说,也极具地方文化特色。 
  所以,参考所列内容,根据中外文化差异变通理解,再结合“大运河文化”予以增减,构建足以体现大运河文化“本土性”维度的“场景”。大运河文化汇聚了六大地域文化,与其相关的“舒适物”设施,如地方风味餐馆及特色小吃,地方名胜古迹,地方民居,古旧文玩市场,老码头,地方体育项目,地方戏曲艺术,乡音方言,小酒坊及其故事传说,城乡集市等。此外,还有地方性的节庆活动,地方礼仪仪式等。通过这些“舒适物”设施及其活动,组合构成传递“本土性”内涵的场景,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抹上浓厚的在地文化色彩。 
  关于“族群”元素,主要体现在不同于“他者”的族群文化表征,诸如族群神话信仰、口头传说、族群民俗习惯、方言乡音、民族音乐舞蹈、民族服饰化妆、民族传统饮食、族群婚丧嫁娶等仪式礼仪、民族特色体育运动、族群节庆活动、民族手工艺等,这些有着浓郁族群文化色彩的族群群体、“舒适物”设施及其族群仪式活动,构成“族群”文化特质的“场景”,强化“场景”族群文化识别度和认同感。
  “企业(合作意识)”、“理性主义”文化元素,在“大运河文化”中似乎可以忽略。但是具体到某个景观规划设计,则是需要此二者的,如同“迪士尼乐园”中体现的“企业(合作意识)”,“科技园”体现的“理性主义”,类似的综合性的娱乐主题公园、连锁超市、文化历史博物馆、科研院所等,还是能够体现这种“企业(合作意识)”、“理性主义”的元素的。

02、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戏剧性”维度

  就“戏剧性”这一维度,“场景”是在展示形象,表现自我,是回答“我怎样”(How)的问题。细分为迷人(时尚),睦邻,越规,正式(礼节),爱炫等5个子维度。
  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特性来看,“戏剧性”维度的每个元素,都应在“场景”中得到充分展示。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任何文旅区域的文旅资源以及文旅产品,“展示形象、表现自我”,都将是其重要方面,无论是“迷人(时尚)”、“睦邻”、“越规”,还是“正式(礼节)”、“爱炫”,依据“舒适物”设施、人群及其活动的组合不同,彰显其不同的个性文化风格。
  如“越规”维度,其实就是“超常”场景,突破日常的常规,是一种新奇、独特,甚至于是冒险、刺激,使“场景”不再平庸、呆板、单调。这恐怕是许多文旅业态、文旅产品孜孜以求的规划目标和传播效果。所以,以饱含“越规”文化元素的“舒适物”设施(尤其是文旅设施)、人群、活动等的组合,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未来“场景”表现形式,将是文旅规划的重中之重。
  此外还如“睦邻性”元素,体现的是“场景”的亲和友好。诸如古巷老街,家族祠堂,乡规民约,乡绅村贤,民间救济,帮工互助,红白喜事,千人流水席,养老院,公益活动,社区广场,茶社酒馆,临街咖啡馆,街角杂货店,社区公园,公共停车库,户外亭榭,小商业街,寺院道观等等,它们营造出社区邻里和睦友善的关系氛围,也是中华传统文明中乡里乡亲文化的表现,从而提升“场景”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塑造出一种有温度的生活。

03、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合法性”维度

  就“合法性”这一维度,“场景”是在评判以及给出合理依据,是回答“我为何”(Why)的问题。细分为传统主义,领袖魅力,功利主义,平等主义,自我表达等5个子维度。
  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特性来看,“合法性”维度要求“场景”更多地具备“传统主义”、“领袖魅力”、“自我表达”等文化元素,因为这些元素有助于阐释“大运河文化”的更多个性特质,传播其独有魅力,回答“我为何”、“我是我”的问题。
  如“传统主义”,是在强调“真实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彰显自己对传统的信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之所以要提升到一个国家高度,是中国当前对中国传统文化高度自信的一种反映,也是举国重视中华文明、复兴中华文化众多举措的一个方面。因此,高调表达“传统主义”文化元素,将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最为着力之处。
  因而,与“传统主义”相关的“舒适物”设施,如文化古迹,历史文物,家族祠堂,历史博物馆、档案馆,地方戏台及戏曲,传统古建,“老字号”,古代书院,传统服饰、民俗风物等等,都将是极具“传统主义”的设施。加之传统礼仪,传统节庆活动,农事商情等特色活动,将会营造出一个传统地道的大运河“场景”。 
  至于“领袖魅力”、“自我表达”元素,更多地侧重于个性表达、彰显魅力的方面。在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和民间传统的基础上,发现创新“大运河文化”的特质,因应时代需求,结合文化时尚,打造文旅IP产品,发挥网红明星效应,构建文旅魅力空间。如基于清朝康熙、乾隆“下江南”的史实,运河沿岸城市可以开发相关主题系列衍生文旅产品,再现历史盛境,体验历史文化的温度。
  上述种种文化意义的“场景”构成,并不取决于单一“舒适物”设施,或单一群体、单一活动,一定是“舒适物”设施、群体及其活动无限多样的组合,千变万化的布局,孰多孰少,或聚或散,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总之,关注大运河文化内涵,分析文化场景维度,利用文化元素,建构“大运河文化”场景,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题中之义,设计文化元素的无限组合,实现风光无尽的文化场景,犹如千年运河,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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